1 文学思潮的影响

从当时的诗歌思潮来看，江淹对永明时期形成的、被沈约等人推崇的“永明体”是有看法的。他不满过分讲究形式的时髦诗风，即永明体诗风，故而不愿意创作不合潮流的旧体诗，也更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愿去创作“永明体”诗，于是就较少创作，因而造成了他“才尽”之窘境。

江淹的“才尽”出现在齐武帝永明年间[1]。《诗品》云：“永明相王爱文，王元长等皆宗附之。约于时谢朓未遒，江淹才尽，范云名级故微，故约称独步。”而永明年间正是“永明体”形成时期。《南史·陆慧晓附陆厥传》：“齐永明九年，……时盛为文章，吴兴沈约、陈郡谢朓、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，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，将平上去入四声，以此制韵，……世呼为‘永明体’。”江淹的诗歌主张与“永明体”的诗歌理论是不相同的。他在《杂体诗三十首序》中说： “世之诸贤，各滞所迷，莫不论甘而忌辛，好丹而非素。岂所谓通方广恕，好运兼爱者哉？……今作三十首诗，学其文体，虽不足以品藻渊流，庶亦无乖商榷云尔。”他的这段话与《诗品序》中所云“观王公缙绅之士，每博论之余，何尝不以诗为口实，随其嗜欲，商榷不同。淄渑并泛，朱紫相夺，喧议竞起，准的无依”极其相似。江淹创作拟古的杂体诗三十首，表现了作者对当时评论界存在的偏颇的不满[2]。从他的话里已透露出其对形式主义诗风的非议，“永明体”那种“争价一字之奇”的形式主义倾向，江淹自然是不会认同的。在江淹看来，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，要以表现“情物”为主。这种观点与钟嵘“诗品”倡导的诗歌观大体相同，与陆厥同沈约讨论四声中表现的观点也相近。钟嵘、陆厥是反对永明体的，江淹对“永明体”也不会持积极态度。事实上，江淹于永明四年左右任国子监博士 [3]，时钟嵘、陆厥皆就学国子监，江淹对他们不无影响，他们持有大体相近的文学观是可信的。
既然当时文坛盛行“永明体”，某些轻薄之徒甚至笑 “词采华茂”的曹植诗为“古拙”，对“永明体”持不同意见的江淹，就不会创作古体诗，以免被人讥笑，也更不会去创作“永明体”诗。江淹诗与鲍照相近，王通《中说》云：“鲍照、江淹，古之狷者也，其文急以怨。”“急以怨”是指诗的不平之气和刚健峻拔的风格，这种风格与“永明体”不入。江淹借梦说“才尽”，恐怕是江淹身处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的自我解嘲。

2 社会地位的变化

江淹入齐以来，地位日渐显赫，没有了早年那种忧谗畏讥之情，也就失去了创作的动力。江淹出身不是很高贵，早年投附刘景素幕下，刘景素并不重用江淹，甚至把他投入监狱。后来刘景素密谋造反，江淹常讽谏景素，景素不纳，淹也曾作诗以讽。江淹因此触怒刘景素，被黜到遥远的福建任吴兴令。这一时期是江淹心情最痛苦的时候，心中充满了牢骚、忧惧之情。但生活和仕途上的坎坷，却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，他的许多优秀的作品，包括广为流传的《恨》《别》二赋，都创作于这一时期，这一时期是江淹创作的繁荣期。江淹入齐以后，他成了萧道成最得力的谋士。“军书表记，皆为草具[4]”，深得萧道成重用，他的官位亦愈来愈高，即便是曾除宣城太守，远离京城，那二千石的待遇与早年的生活也是天壤之别。入梁以后，他官至金紫光禄大夫，并被封为醴陵侯。其心境更是得意至极，自言：“平生言止足之事，亦以备矣。人生行乐耳，须富贵何时。[5]”失去了创作激情的江淹，再让他写出象《恨》《别》二赋那样的优秀作品，恐怕是不可能的了。再者，江淹做高官之后，就变成了一个御用文人，为萧道成、萧衍等起草了大量的表、书、诏，他的文集当中就保留了大量的这类作品。这样，他创作自己作品的闲暇机会恐怕就很少了。清人姚鼐在《惜抱轩笔记》卷八中说：“江诗之佳，实在宋齐之间，仕官未盛之时。及名位益登，尘务经心，清思旋乏，岂才尽之过哉，后世词人受此病者，亦多有之。”“尘务”是指政治上的事务，这些政治上的事务，恐怕就是指经常不断地为人代写官样文章之事。

3 生活情趣的变化

他的才尽，不但与文学思潮，社会地位的变化有关，而且也与他的生活情趣有关。他在《自序传》中说：“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，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。常愿幽居筑宇，绝弃人事。苑以丹林，池以绿水，左倚郊甸，右带瀛泽。青春爱谢，则接武平皋，素秋澄景，则独酌虚室，侍姬三四，赵女数人。否则逍遥经纪，弹琴咏诗，朝露几间，忽忘老之将至。淹之所学，尽此而已矣。”这段话说出了江淹仙风道骨的本质。爱道求仙，在江淹的诗里边也有很多表现，如《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》云：“方学松柏隐，羞逐市井名。”《清思诗五首》其五云：“我学杳冥道，谁能测穷已？须待九转成，终会长沙市。”这些诗都道出了他的道家思想。江淹出身贫寒，十三岁时，“孤贫，常采薪以养母”[6]。生活的困顿使他不得不走入仕途，仕途中的坎坷又使得他不得不拿起笔来抒发自己的感情。而一旦生活境遇优越之后，他便又回到了他追求的生活道路上去了，创作自然也就会少了。

总之，正是以上诸种因素，造成了所谓的“江郎才尽”。

参考文献：
[1] 曹道衡．中古文学论文集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．243
[2] 俞绍初．《江淹集校注》前言。
[3] 俞绍初．《江淹年谱》
[4] 江淹．《自序》
[5] 《梁书·江淹传》
[6] 《南史·江淹传》

其实，对历史故事的评述，无一例外体现着评述者的价值观。比如对春秋时期“杀子以飨君”的易牙先生，古人津津乐道于他的忠君之义，现在看来不免令人毛骨悚然。与之相对应，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许多值得赞许的人物却常常遭到贬损，南朝的著名文学家江淹就是其中一例。这个倒霉的江淹，自幼勤奋好学，6岁能诗，18岁就熟背《五经》，可谓才华横溢，其《恨赋》、《别赋》等华章更是千古奇文。只是到中年突然罢笔，才落了个“江郎才尽”的名声。

历史上关于“江郎才尽”的解释版本很多，流传最广的说法是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江淹在凉亭午休，梦到一个叫郭璞的人对他说：“我有一支笔放在你那里已久，现在应该是还给我的时候了。”江淹摸了摸怀里，果然掏出一支五色笔来，于是他就把笔还给郭璞，从此后就再也写不出美妙的文章了。不知道这是不是江淹杜撰的故事，反正当时也没有弗洛依德那样的学术理论，人们对梦的神秘感还停留在“宁可信其有”的状态。不过，凡是读过江淹生平的人都会明白，他所描绘的梦境不过是骗人的鬼把戏，这位曾写出过不少峭拔苍劲诗篇的文豪，一觉醒来文思皆无，无论怎么说也让人难以置信。

据《梁书》载，泰始二年(公元466年)，20岁的江淹在宋始安王幕下任职，自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。因其聪慧超群，一度成为建平王刘景素的幕僚，在衮州出任文书之职。后因广陵县令郭彦文撰写文章，被以受贿之名判罪，江淹受到牵连，莫名其妙地被抓入狱。在狱中，他尽展才华把自己无限的哀叹诉诸笔端，生花妙笔令人拍案叫绝。不知道是建平王刘景素爱惜人才还是他的文章极端感人，总之没几天就得以获释，不久便考中秀才，并声名远播。迈出了这一步，江淹一步一个脚印，很快又升任巴陵王国左常侍，此后他官运亨通，历仕南朝宋、齐、梁三代，直至封侯而终。只要留心江淹的发迹史就不难发现，他的文章无疑助了他一臂之力。难怪清朝大儒金圣叹在《必读才子书》中说他“以文邀幸”，看来绝非无中生有。
文人自古以才情留名，而让江淹名垂千古的却是“江郎才尽”。这并不代表他愚钝，恰恰相反，自幼丧父，家境贫寒，曾采薪养母的江淹最懂得卑贱是什么滋味。他任御史中丞后总结了前半生的失误，力戒广陵县令郭彦文那种写写画画的毛病，即使不得已而写，也是“皇齐启运从瑶玑”之类的华丽篇章。为了博得君王欢欣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他渊博的知识和才学全部转化成生存智慧，虽然这是种当奴才的智慧。

如果说江淹的《恨赋》是千古绝唱，那么他假借托梦罢笔便是旷世之举。他看透了封建君王的专擅思维，宁可背上“才尽”的名声被后人讥笑，也不肯引火烧身。事实上，江郎何曾才尽？罢笔之后的江淹在体制内可谓顺风顺水——齐东昏侯永元年，崔慧景拥兵自重而造反，叛军围困京城，士族官僚纷纷投身于叛军门下，只有江淹称病不往。崔慧景战败，众人对江淹的明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后来萧衍又率兵起义，士族官僚借前车之鉴，人人安之若素，而江淹却脱去官服，投奔了萧衍。萧衍获胜称帝，江淹得到了重用，官至尚书左丞，权倾朝野。在这一张一弛之间，江淹显现出了成熟的政治修养和过人的聪明才智，在这样的大智慧面前，吟诗作赋摆弄文字实在是雕虫小技了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迄今为止没有人觉得“江郎才尽”是歪曲历史事实，因为在中国人固有的概念里，文人向来视气节如性命。不过，翻开中国的历史，却极少找到陈寅恪那样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，纪晓岚那种的曲学阿世之辈就不用说了，连豪气冲天的王安石、苏东坡也是活得胆战心惊，轻者被贬流放，重则坐牢杀头，想表现一下“气节”，也经常是表错了情，成了一场场“自虐”表演。究其原因，终究是他们缺少江淹的睿智，进入官场后不务正业，仍然以文人自诩，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，动辄上疏直谏，常常大放厥词，甚至在上级领导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偏偏就领悟不了“江郎才尽”的真义。

自古以来，中国的文人对社会问题一般有三重境界：一是无意为之而不写，二是有意写而不写透；三是知道不便于写而不写。江淹无非也是历经了三种心态，最终为了求得更好的生活而罢笔。但不论怎么说，这样心态下的人格也是扭曲的，而这并不是江淹们的耻辱，封建社会制度注定了本身就是悲剧。当然，这样悲剧中往往不乏喜剧色彩，所以今天总是有人喜欢拉出一些古人来寻开心。是不是今天的学者文人领悟到了江淹的处世哲学另当别论，关键是这种学养缺乏江淹式的幽默。就像“江郎才尽”这个成语，看似后人拿他开涮，实际上却是江淹把中国人涮了一千多年。